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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名判之三:济时不在於一夫,守法宜遵乎三尺
来源:杭州律师 作者:admin 更新时间:2018-4-4 11:09:58 点击数:

案情:丁冒名事发,法司准法科罪,节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,请免罪真授,以劝能者,法司以乱法不许。



判决:宥则利淫,诛则伤善,失人犹可,坏法实难。丁僭滥为心,黾勉从事,始假名而作伪,咎则自贻,终励节而为官,政将何取?节使以功惟补过,请欲劝能;宪司以仁不惠奸,议难乱纪。制宜经久,理贵从长,见小善而必求,材虽苟得,逾大防而不禁,弊将若何?济时不在於一夫,守法宜遵乎三尺,盍惩行诈,勿许拜真。

 

本案基本情况是,犯罪嫌疑人丁“冒名得官”案发后,司法机关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,但丁所在的藩镇主要领导向中央报告称,丁为官勤政、廉政、能政、善政,请求赦免其罪,并以红头文件正式任命官职,鼓励和留住像丁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但司法机关以丁违反党纪国法为由,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

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“能人犯罪”与“将功折罪”(八议制度)的问题。


历史总是不断重复上演!20世纪90年代,法学界曾就“能人犯罪”能否法外开恩问题有过广泛讨论,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。


对“能人犯罪”从宽处罚,古已有之。《周礼•秋官•小司寇》即有“八辟”之说(汉代改为“八议”),《唐律疏议》健全完善,延续至《大清律例》。其中,《唐律疏议•名例》中“议能”是指对有大才业的人进行特别审议以减免其刑罚。


就本案而言,这种“议能”能否阻却《唐律疏议》对“诈许官”犯罪规定的适用?


《唐律疏议》卷第二十五:诈伪(凡二十七条)第370条规定:“诸诈假官,假与人官及受假者,流二千里。谓伪奏拟及诈为省司判补、或得他人告身施用之类。”唐代对官员选用非常严格。每年五月,中央各部门公布公务员招录职位表、招录人数和招录条件。参加遴选的要把籍贯,父亲、祖父的官职,近亲的姓名、籍贯,自己的履历和身体健康情况,历年考核的结果,是否受过行政和刑事处罚等附上申请,一并通过本单位或原单位,上交到吏部;还要有京官担保。父亲为皂吏(办事员)或经营工商和冒名顶替的人都不许参选。如能揭发假冒的,授官时从优。下面,我们来看看白居易法官是如何进行判决的。


过轻处罚则容易导致骄奢淫逸,过重处罚又不利于人心向善,损失人才事小,违法乱纪事大。


犯罪嫌疑人想将功补过,才勤勉做事的,他冒名顶替为官本应而受到惩罚,完全是咎由自取,最后却因为他勤勉为政而授予官职,那么这样的勤勉为政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?(犹如英美法上的毒树之果)节度使以功大于过三七开为由,请求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


司法机关认为,国家不应当仁慈到无原则地纵容作奸犯科之人,而应当筑牢防线,让犯罪嫌疑人不想犯、不敢犯、不能犯。要想国家长治久安,就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考量,只要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,即便是普通的一般性人才,也应当选用为官。相反,虽然有大才业的人难得,以至于违反党纪国法而不加以禁止,其危害后果不堪设想。挽救时难危局不在于一二个人,遵纪守法应当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有关规定行事(三尺代指法律,古代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,裴骃集解引《汉书音义》: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。),因此,一定要惩治冒名顶替为官的行为,绝不允许正式任职。


应该说,当时白居易法官作出了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,一方面封疆大吏的节度为犯罪嫌疑人站台,另一方面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,是网开一面予以宽恕,还是严格依法办事将其绳之以法?这真是艰难抉择:既不能太撅省部级领导的面子,又要严格依法办案。


老白只有将案件背后的法理情理讲明、讲透,争取包括节度使和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理解和接受,也彰显了白居易法官公正司法的崇高品格,有“戴胄犯颜执法”遗风。戴胄,先后任唐代大理少卿(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)、宰相。贞观年间,政府允许人们自报在隋朝时的资历,但对谎报资历的,唐太宗李世民下令:“若不自首,一旦查出,判处死罪。”后来,有个叫柳雄副处级干部被查出伪造资历,被戴胄判处流放。唐太宗道:“卿欲守法而使眹失信乎?(你这不是存心让我失信于天下吗)”戴胄道:“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处死,臣管不了。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法司,臣就要依法办案。”太宗道:“你只管自己守法,而让我失信吗?”戴胄道:“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,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。陛下忿选人之多诈,故欲杀之,而既知其不可,复断之以法,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(法律是布告天下、取信于民的国家公器,皇上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。皇上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,这怎么可以呢?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,这是忍小忿而存大信)。”太宗欣慰地道:“卿能执法,眹复何忧!”戴胄后多次犯颜执法,皇上都予以采纳,天下没有冤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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