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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贤乡绅,也许是乡村振兴的灵魂
来源:杭州律师 作者:admin 更新时间:2018-4-4 11:12:49 点击数:
当事人一方是某城中村村民代表,另一方是某大酒店。争议焦点集中在集体土地的租赁权是否成立、租赁权能否阻止法院强制执行等法律问题上。

酒店方聘请的代理人,是省会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,而村民聘请的某律师,业务能力实在不敢恭维。

简要陈述事实和理由后,双方还未进行质证和辩论交手,代理律师的职业水平,高低立判,可以这么说,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。

律师请不好,再占理的当事人,也就显得被动了。 

眼看村民这边,有理说不到点子上,该他们发言时,五六个村民代表和代理律师,你推我让,面面相觑,不知该怎样陈述、说理,赌气一声不吭,可轮到对方发言了,他们却又不停插嘴、斥责。 

而酒店一方,证据收集确凿充分,法条引用翔实得当,加上律师能言善辩、条理清晰,抓住对方疏漏,步步紧逼。

处于劣势的几个村民代表,开始自乱阵脚,不顾法官一再提醒注意纪律,你吵我闹,说的都是些情绪化、非理性言论,活像满腹委屈的怨妇,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,甚至指责法官偏袒对方,站起来威胁说要走人,去纪委上访。

其实梳理案件来龙去脉,稍有些法律知识的人,都可以看出,村民利益,明显是被酒店方从一开始就给巧取豪夺了。

庭上坐着的酒店老板姓李。他也是出身豫南山区的农家子弟,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省会,从职员干起,凭借经济学和法学专业知识,一步步升至老总位置。 

在他手中,知识就是力量,是他资本运作、攫取巨额财富的利器。而不善经营管理也不懂法律的村民们,则成为商战战场上,被猎杀的对象。当初他们盼望的合作共赢,变成了如今对薄公堂。 

如果村民自身,拥有法律和经管专业人才,或许他们在市场大潮和竞争纠纷中,不至于输掉赖以生存的根本。

那场村民们差点动手打酒店老板的听证会,让我很受触动。

仅从人才层面看,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,恐怕是乡贤乡绅阶层的没落缺失。

《论语》中讲,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。这忠诚信实之人,就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中,村村皆有、处处可遇的贤人。

乡贤乡绅,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里,主要由落第不举的秀才士子、读过私塾有些文化的中小地主、告老还乡或赋闲养病的员外老臣、德高望重的宗族元老、在乡间邻里有影响的人物构成。 

他们似官而非官,是民又非民。处于社会清议派和在野党的位置。是密切参与乡村管理的知识阶层。

解放后,虽然没有了乡绅乡贤这一称呼,但村子里实际仍存在着这样一些人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他们多是读过扫盲班的积极分子、解放前的私塾先生等,甚至是像我爷爷那样,被国民党抓过壮丁,征南战北有些见识的返乡人员。

六十年代,他们多是乡村教师、“一头沉”的在外工作人员等,七十年代,是像《朝阳沟》里拴保、银环那样的知识青年,八十年代是复员军人、高考落榜生,九十年代,则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乡镇企业经营者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农村人才流失越发严重。虽说这几年,政府意识到了振兴乡村的急迫。但振兴乡村,最终还是要靠人。除了依靠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,村官、第一书记等以外,还要重塑在乡村颇有影响力与话语权的乡绅乡贤阶层。

这个阶层的人士,从哪里产生。

拿我们这一代举例。

生于70年代,按年龄划分,是中年,按经济收入划分,算中产,按社会责任划分,是中流砥柱,按地域情感划分,既怀念故乡,又难舍城市,处于农村和都市中间,上一辈活在农村,下一代生在都市。

当年我们通过高考跳出农门,被称为天之骄子,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,现在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。

但我们几乎都没有为自己出生的村庄出过一点力,造过一点福,随着时间流逝和亲人的离开,和它的联系也越来越疏离。

如今我们在城里,呼唤绿水青山,渴望留住乡愁。但真回到人烟渐稀的村庄,别说住上一周,就是三天,估计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孩子和大人,都想早早回城。我们对故乡的感情,早已变成了言不由衷的叶公好龙。

同学中的佼佼者,比如医学博士、教育专家,有被老家政府评选为“乡贤”的,他们对家乡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要比我们大许多,但和乡村的联系,也并不紧密,对振兴乡村来说,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。

偶尔有那个一两个,获得了财务自由的同学,想效仿陶渊明,回归乡里,参与建设,也不过是说说,真正愿意为乡里做事情的,寥寥无几。各种原因,不一而足。

所以我常觉得,我们读了书、长了知识,凭着奋斗,追逐时代潮流,奋力跳出农门,却无情离弃了生养自己的故乡,决绝背叛了辛劳农耕、泥泞土地和

和憨厚质朴的父老乡亲。

现实情景,正像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的那样,“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,结果连人都收不回”。

更悲催的现象是,很多父母不但要从泥土里艰辛赚钱,供子女读书,还要为留在城市里的孩子,积攒买房的首付,为他们置办结婚彩礼,在他们成家生子后,还要抛家离乡,到城里为他们带孩子。

如此这般,对父母和乡村的盘剥,何时是个头?在现实生活亚历山大下,日渐年迈衰老的父母,可否能等来子女的孝敬和回报?不断扩大的城市,究竟该怎样反馈回馈,建设它繁荣它的乡村和农民工?

当农村和农民面临困境,谁肯出面为他们的诉求代言,谁肯为他们争取利益、为他们维权、为他们谋求福祉?如果农民培养的孩子都肯来做这些事,那他们又能指望谁,替他们呼吁发声?

在鲁迅的《故乡》里,主人公变卖了所有家当,远走城市,而把消除城乡差距差别的希望之路,留给了闰土和自己的后代们。

但自鲁迅离开《故乡》,将近百年后的现在,我们看到的依然是,大批年轻人,头也不回走出农村,就连那些中年农民工,也不愿再留在田野里耕作,萧条的故乡,越发萧条,仅剩留守老人幼儿在坚守,如果不久的将来,老人离世,长大了的孩子进城读书,一个个村庄渐渐走向荒芜。

乡村的灵魂是什么,是根在乡村的乡贤乡绅。所以在振兴乡村的政策引导下,需要有识之士的回归。

只有当人们愿意重回故里,建设乡村,当被乡村哺育长大的孩子们,愿意反哺乡村,回报故乡,乡村振兴的梦想,或许才能早日成为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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